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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士横议的争鸣时代，官僚制和职业化官僚这样一种崭新的、势不可挡的社会现象，势必引起百家特别是以救世为己任的儒法两家的关注。

(53)高适：《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刘开扬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230页。(39)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徐规定点校，中华书局，2000年，第111页。

相反，法家要求官僚具备公、忠等职业公德，但不强求具备完美的私德。进入专题： 儒吏分流 儒法官僚法制 。遵主令而行之，有伤败，而罚之，是使民虑利害而离法也。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尤其具有代表性： 中国那种受科举考试左右的教育成绩并不是授予专业资格，毋宁说，情况恰恰相反。虽说秦汉早期长吏和小吏之间没有截然不可逾越的界限，从小吏到高官的渠道基本畅通，但从比例上讲，能晋升为长吏甚至公卿高位的小吏毕竟是少数，且官场上某种程度也存在类似马太效应的定律，即官位越高，越容易出政绩和晋升，相反，官位越低，越容易背黑锅，越难晋升，夫仕宦，失地难以观德。

但即使如此，汉代百石小吏的俸禄最多够维持五口之家吃饭而已，其他各朝也好不到哪去，甚至有过吏无常禄、连工食银都要裁减的极端事例。吏自许以通而诮儒为迂，于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适时。有的地方性规定已经意识到了前述缺陷并突破了全国性规定。

但是学习借鉴不等于简单的拿来主义。[13]谢佑平认为，值班律师是落实宪法规定的辩护权的前提，应该赋予值班律师辩护的职能。2014年10月23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精神，2016年9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8个城市开展刑事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试点。当检察官作出不予保释决定时，值班律师可代表犯罪嫌疑人与检察官进行沟通，以期得到保释机会。

[26]此外，在保释庭审程序中，法律强制性规定值班律师必须参加，以保证保释听审程序的合法性。第三，值班律师法律帮助的内容是提供法律咨询、程序选择、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等法律帮助。

与辩护律师相比，值班律师是一次性、一站式的，其职能就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帮助。概括起来说，规范的漏洞和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值班律师的性质。这样，我国的辩护人将来分为三种：委托辩护人、指定辩护人、值班辩护人。[15]以上学者认为值班律师就是辩护律师的一种，应当拥有辩护律师的权利

此外，社会理论法学也并非与法律多元主义密不可分，具有普遍主义立场的社会理论法学恰恰是与各类法社会学进行区别的重要特征，不说哈贝马斯这样将现代性持未竟的事业追求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将法律视为现代社会沟通的基本媒介，或者卢曼用独特的社会系统话语来重新阐释作为社会系统的法律，都带有非常强烈的普适主义立场。实际上，非西方的思想史中具有丰富的社会理论资源，例如传统中国的儒道墨法诸家的社会理想，印度早期典籍（各类吠陀等）中的社会思想、秩序观念和法律模式等。例如法在时间中的旅行和在空间中的漂移是否真的能够发生，还是不同的时空对于其他时空规则的一种映射或应对。或者还有些学者使用不同的社会理论来分析某些主题，甚至跳出原有理论的讨论语境，例如托依布纳的《宪法的碎片：全球社会宪治》、高鸿钧的《现代法治的出路》、泮伟江的《当代中国法治的分析与建构》、李忠夏的《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迈向功能分化社会的宪法观》、陆宇峰的《系统论宪法学新思维的七个命题》著作以及我本人有关中国语境中法律移植的一些初步研究等。

在中国的社会理论法学，甚至对于这些观察又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四阶观察。中国法理学与许多其他中国问题一样，面临中西古今的困境，走不出普适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悖论。

而传统中国的法在某种语境中，仅仅指刑法而已，所谓法者，刑也（许慎《说文解字》），法者，罚之体。社会理论法学开始逐渐呈现，成为一股绵柔的力量，创造着新的学术话语。

前者认为世界是客观的、确定的，例如古希腊先哲对于世界本原的认知，要么是水，要么是火，要么是气，要么是多元素，要么是元素之间的平衡。因此在社会理论法学中，将时空作为法律研究的重要维度，重新思考人类在时空中的定位，同样是一种新的方向。时间研究和空间研究是社会理论的重要维度。社会理论法学超越进路的另一种方向是对人类历史上法律模式、秩序类型和文明形态的重新反思，尤其站在人类史的时空语境中进行，对法律起源、发展演变与未来趋向进行研究，重新反思时间、空间的观念，比较不同的时间观、世界观。但我总觉得，给它下定义仍然为时过早，因为社会理论法学并不等同于坊间有关法与社会研究的各式各样的学术性组合，诸如法（律）社会学、社会法（理）学、法与社会研究、社会—法律研究、法律与社会科学、历史社会法学、法律社会史，不一而足。余论 在中国语境中，法理学（理论法学）正在经历一场浴血重生式的转型，包括法理学与部门法学关系的重新定位。

因此，社会理论法学的进路可能性非常多，是一项开放性的事业，也是一项富有前景的事业，而这需要更多的人参与，需要更大的想象空间，运用更为前沿和基础的观念反思社会理论，反思法律，反思人类生存的现实与意义。三、社会理论法学视域中的社会与法 在思想史上，法的形象一向复杂多面，哈特曾感叹思想史上法的形象过于怪异而且似是而非，这让我们想起了奥古斯丁对时间是什么的困惑。

其中一阶观察是不同文明类型的源代码，例如古希腊文明的自然（physis）与社会（nomos）的二分观念，希伯来文明有关神人的绝对二分观念，传统中华文明的天人合一观念，佛教世界观的三千世界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印度文明中的轮回观念等，形成了最初的神话世界观和宗教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就是社会理论中的一阶观察部分。高鸿钧教授在清华大学法学院为研究生开设了一门课程叫做社会理论之法——从马克思到哈贝马斯。

在孟德斯鸠的法观念与法者刑也之间，作为社会现象的法面向依旧是复杂的，例如天理、国法、人情与自然法-不成文法-习惯法-实在法的体系中，法就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自经典的社会理论思想家开始，对于文明形态源代码式的一阶观察的理论观念与社会实践进行了二阶观察，甚至三阶观察，例如马克思、韦伯、梅因、孟德斯鸠等思想家对文明演进、社会发展与法律变迁的观察，虽然在细节的结论上出现了不少错误，带有很强的西方中心主义和东方主义色彩，但这种大手笔的宏观叙事模式开创了社会理论的基本传统。

时间命题已经成为社会理论重要的研究领域，社会理论中的时间具有无可避免的命定性、不可或缺的必要性和谜一般的神秘性，甚至有人断言所有时间都是社会时间，而且对不同时间观的观察与阐释也影响着社会理论法学的研究，例如哈贝马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讨论现实政治事件使用的概念作为未来的过去， 以及中国语境中的法律移植需要处理异质时间的同时性等。又比如，传统的社会理论与现代性命题密切相关，主要以马克思、韦伯与涂尔干三大经典社会理论思想家为起点，也有回溯至霍布斯、洛克和孟德斯鸠等启蒙思想家的现代社会构想，最多追溯到十六世纪探讨现代社会及其世界观的那些学者，例如莫尔（其撰写《乌托邦》可以作为现代性社会形态的畅想）以及蒙田、博丹和马基雅维利的现代性相关研究。孟德斯鸠视域中的法是最为广泛意义上的，一切存在物都各有其法。社会理论法学（包括其前身社会理论之法）这一术语的使用，大体也是沿用这种传统，研究者以一种人间社会的整体视角，去观察、阐释与分析法律所处的位置及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追问法律对于人间社会的意义、价值和正当性，探究法律演变的前生后世与时空样态。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社会重建运动更加蓬勃发展，社会话语同样迅速崛起，于是，各种有关法与社会关系的研究进路都引鉴到中国，形成蔚为可观的学术繁荣，其中的交叉重叠，至今未能有很清晰地梳理，说起法社会学、社科法学、法的经验研究等，都有那么点感觉，但又很难说清楚，也出现了一些法社会学学者和作品，良莠不齐。传统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则并不强调自然与社会的二分，而是强调世界存在逻辑的一致或共享，是一种一元论思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味着天地万物存在的逻辑是同一的，因此要向终极的道看齐，而道就是自然。

人们在社会中一边建构一边交往，在交往中建构，在建构中阐释，在阐释中继续修正，形成一种有别于自然世界真实性的社会真实，即作为人类主观共识的真实性，社会演进作为人类历史就充满着人类的想象与虚构，社会的客观性、真实性都带有人类主观活动的痕迹，社会在人类通过语言进行交往沟通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这个世界就是生活世界，即人类借用日常语言进行交往沟通达致相互理解的那个场域与空间，人类无法脱离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人们以语言为媒介进行沟通交往的环境，而且这个环境本身就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法律在哈贝马斯的视域中，成为了一种与语言类似的沟通媒介，贯穿于系统与系统之间，贯穿于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所谓社会理论法学的经典进路，是指沿着社会理论自身的学术脉络，在社会理论经典作家的论述中寻找对法律现象的论述，从而归纳总结社会理论经典作家的法律观念，形成社会理论视域中法律研究的经典范式和类型。

尽管他们来自不同的学科，接受不同的学术训练，但最后都对一种宏观视野的、系统的、理论化的法律外部观察、分析与评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前辈学人的先锋开路下，尽管存在各自的学术路径依赖，存在方法论和理论脉络的偏好，但都对社会理论法学这一术语产生了认同，这是一项开放性的事业，同时也是具有前景的事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会理论法学的呈现，恰恰也是为了回应这个危机。

例如针对法Law Jus Sharia Dharma与Nomos，在文明形态与秩序类型的框架下，进行比较性理解与阐释。值得一提的是古希腊的自然与社会的二分观念和传统中国的天人合一观念，代表着两种典型的文明源代码。例如，马克思、韦伯、梅因等伟大的社会理论思想家曾对不同类型的文明形态进行研究，这些研究需要在新的时代语境与历史脉络中进行反思，尤其对于非西方世界的文明形态予以关注，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和基于某种特定世界观的普适主义，在人类发展与文明比较的视域中重新认知西方、伊斯兰、古印度和中华诸文明的存在形态及其秩序类型和法律模式，目前并无特别出色的研究作品，但是这种意识已经在这个研究共同体中萌芽。客观与主观、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唯物与唯心、自然法与实在法、逻各斯与努斯、一与多，所有的二元对立统一的关系，都由此而生，二元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逾越的性质。

据前文所述，社会理论法学具有环环相扣、层层递进的三种研究进路，建立在对世界、宇宙与时空的基本立场和观念之上，这里具有不同层次的认知、观察与阐释。例如前文提及的科特雷尔的《社会理论中的法律和法律研究中的社会理论》、托依布纳的《社会理论脉络中的法学与法律实践》以及施因古尔德（Stuart A. Scheingold）的《不吠之犬：社会—法律研究关于法律、民主和选举的叙事》等文献中都体现出来这样思路。

而人类参与世界的演变之后，一切变得不确定了，不同的人群具有各自的生活方式，彼此之间出现差异。例如马克思所谓法律属于政治上层建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维持机制而非动力机制，是作为统治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意志，最终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

社会理论这个术语的出现，有别于社会学和哲学：对于前者，社会理论的旨趣与奥古斯特·孔德那雄心勃勃却略为异想天开的理想以社会学取代哲学成为科学王国之王后并不相同，其更强调宏观性和理论性。这种二分法的绝对性导致自然法学与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在论争过程中因缺乏对对手的学术宽容和妥协而出现非此即彼的对立感，虽然二十世纪之后，两个流派常有相互接近的叙事，例如哈特的最低限度之自然法至少使用了自然法的话语。